奇葩印度:能说写英文的只有几百万人,却将它作为母语

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一种通行全国的官方语言。作为一个独立时就已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印度民族国家整合中一个巨大的困难是印度的多语言,没有一种语言能被一半以上人口使用,最大的语种——印地语,其使用的人也只占人口的30%,他们集中在印度北部恒河流域,该区域被称为印地语腹地;而其余70%的人口不使用印地语,其中1200万人以上使用的大语种多达12个(1991年)。鉴于印度的语言状况,1950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在宪法实施后15年内(到1965年)将英语和印地语一道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

印度能说能写英文的也不过几百万人,但上层人物、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能用英文交流,因此全国性的会议、文件还非得用英文不可。至于普通民众能不能看懂,似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此外,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些人对英文情有独钟,认为使用英文有利于与西方国家交流联系,有利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然而,英语毕竟是一种外语,无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是地方民族主义者,都不可能长期接受英语作为国语,“双语制”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宪法也规定英语作为行政用语不得超过15年。

1956年,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取消“双语制”,将印地语作为印度唯一的国语。

这一决定在印度各地引发极其强烈的反弹,尤其在印度的南部地区,学生上街游行,撕毁国旗,推倒小汽车,警察前往镇压,发生流血事件。南方反弹强烈除了南方不说印地语外,还因为南方四种语言都属达罗毗荼语系,历史上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传统。早在独立前,该地区已经出现分离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而达罗毗荼语系区域人口高达全印人口的25%,要让这么多人接受只有30%的人使用的印地语是很困难的。

语言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与人们的经济交往的范围基本一致,所以语言是划分经济区域、民族区域、政治区域的重要标志之一,按语言划分政治区域有一定的合理性。早在英国人统治以前,印度已经形成许多语言区域。英国统治印度后,为了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往往将同一语言区域分为几部分,或将不同语言区域并为一个政治实体。

国大党成立后不久就遇到语言问题。国大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轮流在各地召开年会,发展组织成员,当1887年在马德拉斯召开第三次大会时,就发现有许多代表以及几位发言人无法用英语沟通。当时,在国大党省一级领导机构内有1/3成员没受过英语教育,在基层“会说英语的是例外”。

逐渐地,国大党认识到在语言基础上实现区域自主的重要性,1920年在那格浦尔年会上第一次提出要按语言区域重新划定邦界,并决定首先按语言原则重新组织国大党省级机构。此后,国大党分别在1927年、1928年、1938年和1946年采取一系列的步骤在全国按照语言方针重组省级组织。因此,人们期望独立后的国大党政府实现诺言,按语言重划省邦是很自然的。

但是,随着独立的到来尤其受印巴分治的负面影响,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焦虑于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的集中问题,担心一旦实现按语言划省,有可能加强地方分离主义的倾向,所以对建立语言邦抱冷漠态度。中央政府的冷漠态度激起一些邦的强烈反应,最先反应的是南部说泰卢固语的地区,它们要将所有说泰卢固语的地区合并成安得拉邦。安得拉是古代德干高原上曾存在的一个王国的名称,围绕这一要求形成一个运动。

在1952年底,该运动领导人,后被称为安得拉之父的普蒂·斯里拉马鲁宣布进行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群众的压力下,1953年10月尼赫鲁不得不同意建立这么一个邦。之后各地纷纷仿效,都要求建立语言邦,印度在1953年12月任命了邦重组委员会,由最高法院法官法扎尔·阿里为首组成三人委员会,研究以语言、族群、文化和地理为基础的建邦要求。

1955年10月,该委员会才做出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单一的语言或文化来重组邦既不可能也不理想,拒绝“一种语言一个邦”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承认语言同一性是便于进行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联邦的政治区域通常应当依据语言的要求进行改组。因此提倡有必要以国家统一的利益为基础对整个问题采取一个平衡解决方式。在各地方的压力之下,印度恢复了英语的母语地位。

印度民众也是很奇葩了,虽然英语看不懂,但是你必须得给我留着,直到今天,能顺利读写英语的印度人也没有超过一亿。1956年,印度政府在各地方的压力之下,决定重新划分和调整行政区域。其主要内容有:在马德拉斯、安德拉、孟买、旁遮普、拉贾斯坦、北方邦、比哈尔、西孟加拉、阿萨姆和奥里萨等邦继续存在并对其中若干邦进行邦界调整的情况下,新建立通行马拉雅拉姆语的喀拉拉邦、通行卡纳达语的卡纳塔克邦和通行印地语的中央邦。

这样,整个印度的行政区域便统一为14个邦和六个中央直辖区。语言邦重组是在地方主义压力下进行的,增强地方对中央的独立性。但实际实施后的也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采用语言邦重组后,印度的“巴尔干化”的危险被有效避免了。

最典型的是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要求建立独立的“达罗毗荼国”的愿望没能得逞。泰米尔纳杜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大邦,印度独立之初拥有人口2500万人。早在1914年,一个被称为“达罗毗荼协会”的组织就寻求建立一个“在英国人统治下的达罗毗荼邦”,“它将捍卫达罗毗荼人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但是该“人民”完全依据种姓范畴加以界定。

该协会寻求一“由非婆罗门所有、由非婆罗门管理、为非婆罗门服务的运动”——假设南印的婆罗门是外来人。该“运动”就此而言并不是想从印度或任何其他实体分离,而是要在南印度——或更准确地说,在由马德拉斯管区覆盖的南印部分摧毁婆罗门的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达罗毗荼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正义党,领导人是奈克尔,当时他在马德拉斯组织反对采用印地语作为当地学校的一门必修课程的运动,他将此看作是奴役泰米尔人民的手段,并认为只有通过创立达罗毗荼国家才能避免被奴役的命运。

“达罗毗荼国”——这一概念包容所有四个语言群体:泰卢固、卡纳达、马拉雅姆和泰米尔,涵盖几乎整个印度南部地区。如果让“达罗毗荼国”的愿望实现,无异于使印度在经历“印巴分治”之后,再经历一次“南北断裂”。但“达罗毗荼国”的愿望实际上没能实现,富有启示意义的是,最终有效地打消“达罗毗荼”要求的恰是语言邦的建立。

由于在南方成立了四个单独的语言邦,以反对婆罗门统治为旗号的达罗毗荼运动失去了号召力。也许在泰米尔纳杜邦还有人存有建立“达罗毗荼国”的幻想,但由于失去其他三个邦的呼应,无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强大的印度不会容忍哪一个邦分离出去;而分离出去的邦也只能孤立于其他印度邦,经济上不可行。此外,自语言邦实现后,语言邦内的种姓、宗教、族群等身份差异凸现出来,当泰米尔语的身份认同获得其领土保证时,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宣称泰米尔文化的荣耀,而是进入竞选的舞台,决定泰米尔人中哪个集团进行统治。

语言邦的重划使得南方各邦之间,以及各邦内部都难以形成一种反对中央的团结,而团结对集聚成一个分离主义运动是必需的。原先主张“达罗毗荼”比较积极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1957年邦议会选举中,仅获得205席中的15席。到1960年末,这种形势迫使DMK领导人逐步放弃建立“达罗毗荼国”的要求,它在1961年被非正式地取消,1963年从其纲领中正式放弃。

值得强调的是该观念在1965年的反印地语骚乱期间没有在泰米尔纳杜复活,即使那时新德里与该邦的关系正处于最低点。

1968年,在该党在泰米尔纳杜掌权一年之后,某些积极分子中曾再一次提出建立“达罗毗荼斯坦”的要求,但是党的领导人否决了它,将其贬低为“泰米尔政治中的一股暗流”,认为它败坏了泰米尔政治。从那以后人们很少再听到类似的声音。

自语言邦建立后,南方各邦不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与中央闹分离运动,有效避免了印度“巴尔干化”的危险。虽然语言邦的建立避免了印度的分裂,但是由于赋予各语言邦的权利过大,直到今天,印度中央的各项政令传到各邦完全不能有效执行,中央推行的各项改革更是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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